自十五世纪起，中国家具开始陆续进入西方，初期只流入欧洲各国，十八世纪以后大量涌入美国这块新大陆，然而这些进入欧美的中国家具大量只限于漆家具和竹藤家具，而后来名声远超过上述两类家具的中国硬木家具却长期默默无闻，这其中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西方收藏者的品味所致。不过，作为中国家具体系中数量最大的硬木家具和普通木制家具终有期名声大燥的一天。

　　主要是由于无知和偏见，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只承认古代希腊艺术（包括家具）及由希腊艺术传承下来的欧洲艺术为“古典艺术”，意为永恒和完善的人类创作。中国硬木家具被西方学者列入“古典艺术”行列是非常晚近的事情。1978年，著名学者Laurence Sickman先生在第三届西尔斯（Hills）讲座中，首次以“古典艺术”来称誉中国硬木家具，因为中国硬木家具的“基本结构直接源自古代，并完全具备我们所认为的古典艺术应该具有的严谨、均衡、清晰和高贵等品质。”而在此之前，另一位中国家具研究专家R.H.Ellsworth先生以其丰富的中国硬木家具收藏及深入踏实的测绘分析，对中国硬木家具进行了很好的总结：“没有任何其它文化能产生如此美妙的家具，其美妙之处在于设计与结构的天然融合，每一构件都以一种精心计算过的方式交接从而令人感觉到每一件家具的适当比例。西方家具达不到这一点。无论中国家具的尺度、线条和设计是如何漂亮，其结合方式都只是简单的槽接、榫卯及木销，它们构成中国木工制作的精髓，无论在建筑还是在家具中，它们至少在唐代就已发展定型。”实际上中国木工制作的结点技术早在战国时代就大局初定，这一点，林寿晋先生在《战国细木工榫接合技术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

　　最早系统研究中国家具的是GustaoEcke先生，他与中国学者杨耀先生一道，收集测绘了一批中国硬木家具的优秀实例并于1944年出版《中国家用家具》一书（中译本名为《中国黄花染家具图考》，薛呤译，陈增弼校），对后世影响甚大。而后又有许多西方学者热心于中国木制家具的收藏和研究，其中较突出的是美国学者George Kates先生，于1948年出版了专著，亦叫《中国家用家具》，其中所收实例早已超出硬木家具的范畴。然而，正式以“明式家具”为中国硬木家具冠名的还是中国家具学者。杨耀先生的遗著在1986年出版时定名为《明式家具研究》，而影响更大的则是王世襄先生分别于1985年和1989年在香港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从此“明式家具”就基本上专指中国硬木家具，并独享“中国古典家具”的殊荣。对此，笔者愈来愈感到“明式家具”的概念不能仅限于此。

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家具确实是在明代发展到最高峰，以此处于最高峰时期的中国家具风格冠名为“明式家具”时，应全面切实地考虑其信义。首先，中国漆家具理所当然是“明式家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本文介绍的两部中国漆家具图册可以明确地看到，明代的中国漆家具是当之无愧的巅峰作品，这与目前概念中的“明式家具”指的是中晚期及清早期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这批最优秀的中国漆家具，其设计亦属一流，实际上与同时期的硬木家具如出一辙，完全属同一设计体系。而中国漆家具，或叫彩绘漆家具，多为皇室或高官专用，造价及工艺要求均为极数，其各个方面的发展水平完全可称最高。

　　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到明代，竹家具及藤家具亦大放光彩，在近现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欧美许多著名博物馆至今仍完好如初地收藏有中国竹藤家具的许多优秀实例。这两种家具的发展历史并不比漆家具和硬木家具短（实际比硬木家具长久），而它们在设计制作工艺方面取得的成就更是不容忽视。尤其在设计方面，竹家具、藤家具设计中的许多原则被成功地运用到木制家具中，而在西方现代家具发展中，这两种中国家具品类给现代设计师、建筑师们带来启发不胜枚举，许多优秀的现代家具设计作品更是直接仿制自中国竹家具和藤家具的某些实例（详见笔者博士论文《西方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笔者以为，明代及清早期的中国竹家具也是“明式家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明式家具”还应包括另一大类别具一格且对西方近现代设计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古代家具品类：中国自然式家具（英文Rustic本意似乎更贴切或叫树根制作）。如果中国其它品类的家具的发展轨迹亦始终与佛道人士有关。展的最高峰，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众多一流艺术家（设计师）的积极参与设计，如唐寅、仇英、吴彬、陈洪绶、崔子忠等，在他们传世的大量作品中包括有数不尽的中国自然式家具的式样。很显然，自然式家具同竹家具、藤家具一样，都是“明式家具”中的民间设计作品或“在野设计流派”。（参见“日间小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