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服务热线：400 118
8828
自十五世纪起，中国家具开始陆续进入西方，初期只流入欧洲各国，十八世纪以后大量涌入美国这块新大陆，然而这些进入欧美的中国家具大量只限于漆家具和竹藤家具，而后来名声远超过上述两类家具的中国硬木家具却长期默默无闻，这其中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西方收藏者的品味所致。不过，作为中国家具体系中数量最大的硬木家具和普通木制家具终有期名声大燥的一天。
主要是由于无知和偏见，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只承认古代希腊艺术（包括家具）及由希腊艺术传承下来的欧洲艺术为“古典艺术”，意为永恒和完善的人类创作。中国硬木家具被西方学者列入“古典艺术”行列是非常晚近的事情。1978年，著名学者Laurence Sickman先生在第三届西尔斯（Hills）讲座中，首次以“古典艺术”来称誉中国硬木家具，因为中国硬木家具的“基本结构直接源自古代，并完全具备我们所认为的古典艺术应该具有的严谨、均衡、清晰和高贵等品质。”而在此之前，另一位中国家具研究专家R.H.Ellsworth先生以其丰富的中国硬木家具收藏及深入踏实的测绘分析，对中国硬木家具进行了很好的总结：“没有任何其它文化能产生如此美妙的家具，其美妙之处在于设计与结构的天然融合，每一构件都以一种精心计算过的方式交接从而令人感觉到每一件家具的适当比例。西方家具达不到这一点。无论中国家具的尺度、线条和设计是如何漂亮，其结合方式都只是简单的槽接、榫卯及木销，它们构成中国木工制作的精髓，无论在建筑还是在家具中，它们至少在唐代就已发展定型。”实际上中国木工制作的结点技术早在战国时代就大局初定，这一点，林寿晋先生在《战国细木工榫接合技术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
最早系统研究中国家具的是GustaoEcke先生，他与中国学者杨耀先生一道，收集测绘了一批中国硬木家具的优秀实例并于1944年出版《中国家用家具》一书（中译本名为《中国黄花染家具图考》，薛呤译，陈增弼校），对后世影响甚大。而后又有许多西方学者热心于中国木制家具的收藏和研究，其中较突出的是美国学者George Kates先生，于1948年出版了专著，亦叫《中国家用家具》，其中所收实例早已超出硬木家具的范畴。然而，正式以“明式家具”为中国硬木家具冠名的还是中国家具学者。杨耀先生的遗著在1986年出版时定名为《明式家具研究》，而影响更大的则是王世襄先生分别于1985年和1989年在香港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从此“明式家具”就基本上专指中国硬木家具，并独享“中国古典家具”的殊荣。对此，笔者愈来愈感到“明式家具”的概念不能仅限于此。
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家具确实是在明代发展到最高峰，以此处于最高峰时期的中国家具风格冠名为“明式家具”时，应全面切实地考虑其信义。首先，中国漆家具理所当然是“明式家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本文介绍的两部中国漆家具图册可以明确地看到，明代的中国漆家具是当之无愧的巅峰作品，这与目前概念中的“明式家具”指的是中晚期及清早期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这批最优秀的中国漆家具，其设计亦属一流，实际上与同时期的硬木家具如出一辙，完全属同一设计体系。而中国漆家具，或叫彩绘漆家具，多为皇室或高官专用，造价及工艺要求均为极数，其各个方面的发展水平完全可称最高。
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到明代，竹家具及藤家具亦大放光彩，在近现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欧美许多著名博物馆至今仍完好如初地收藏有中国竹藤家具的许多优秀实例。这两种家具的发展历史并不比漆家具和硬木家具短（实际比硬木家具长久），而它们在设计制作工艺方面取得的成就更是不容忽视。尤其在设计方面，竹家具、藤家具设计中的许多原则被成功地运用到木制家具中，而在西方现代家具发展中，这两种中国家具品类给现代设计师、建筑师们带来启发不胜枚举，许多优秀的现代家具设计作品更是直接仿制自中国竹家具和藤家具的某些实例（详见笔者博士论文《西方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笔者以为，明代及清早期的中国竹家具也是“明式家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明式家具”还应包括另一大类别具一格且对西方近现代设计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古代家具品类：中国自然式家具（英文Rustic本意似乎更贴切或叫树根制作）。如果中国其它品类的家具的发展轨迹亦始终与佛道人士有关。展的最高峰，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众多一流艺术家（设计师）的积极参与设计，如唐寅、仇英、吴彬、陈洪绶、崔子忠等，在他们传世的大量作品中包括有数不尽的中国自然式家具的式样。很显然，自然式家具同竹家具、藤家具一样，都是“明式家具”中的民间设计作品或“在野设计流派”。（参见“日间小饮图”）
陈洪绶（1508-1652）“日间小饮图”，选自“隐居十六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主义”和现代家具设计
“中国主义”（Chinesism）这个词系笔者在博士论文中的杜撰，意思是与另一个历史悠久的关系词Chinoiserie（暂译为“中国风”）有所区别。后者源自法文，早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就广泛流传于欧洲各国，以至于包括英语内的许多语种借用。著名的韦伯大词典（Webste’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对Chinoiserie的解释是：一种主要流行于十八世纪欧洲的装饰风格，这种风格以对中国装饰主题的广泛使用为特征。“中国风”并非真正的中国设计精神，正如Dawn Jacobser在其专著《中国风》（“Chineiserie”）中所分析的：“中国风是一种怪异事物。它完全是欧洲的风格，只不过是从东方获取灵感。真正的中国风并非对中国作品的苍白无力的模仿，它们是西方人对东方这片想象中的乐土的一种明确而实在的表示：一个奇异而遥远的国度，以富庶著称，数世纪以来始终，‘蒙着面妙’，并顽固地许多外国人拒之门外。”然而，当“中国风”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其含义在现代设计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成为“中国主义”。与“中国风”不同的是“中国主义”意味着中国传统设计（在笔者论文中特指家具设计）中真正的精神。设计思想及设计原则与手法，或者在中国传统设计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和再创造。现代“中国主义”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同样存在于东方。尤其是中国本身。
中国古代家具体系对二十世纪现代家具的发展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各个发展阶段，以中国家具作为原型进行再创造的建筑师、设计师不胜枚举，他们的业绩应该对当今中国的家具设计师们有所启迪。笔者在此举几个例子说明“中国主义”的杰出表现个例。
在美国工艺美术运动发展中，格林兄弟（Greene Brothes）是建筑、家具设计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而这两位设计师的所有成名作品与东方设计传统密切相关。如果说他们的建筑设计更多地受到日本建筑传统影响的话，那么他们的精美绝伦的家具设计则基本上是以中国明清家具实例为原型的。格林兄弟的设计是二十世纪家具设计中精益求精的典范，在中国家具实例的基础上，两位设计师按当时社会的具体需要对原型进行了独到的诠释，尤其对中国传统家具制作中国某些具体做法进行了充分而得体的“发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们对“关门钉”的大胆而优雅的使用，在中国传统家具中“关门钉”往往被心得隐蔽，不希望它们太显眼，而在格林兄弟的作品中，“关门钉”完全变成他们的“注册商标”，这种情况也表现在他们的建筑室内设计中。
“中国主义”在现代家具设计运动中最突出的表现发生在北欧学派中，其中又以丹麦设计师的阵容最为强大。在这个强大的“中国主义”设计阵容中，最重要的旗手无疑是现在仍健在并继续工作的汉斯•威格纳（Hans Wegner）。威格纳早在四十年代初就有缘结识中国家具，并“一见钟情”。所以当他受托为战时的丹麦一家公司设计一种要求优美而又省料的椅子时，中国圈椅成为威格纳的最终创作源泉。而威格纳所看到的中国椅的实例却来自Ole Wanscher教授在其著作中所引用的本文讨论的这两部中国漆家具图册。威格纳在1943－1944年间一口气设计了四种“中国椅”（指投入生产的四种，实际阶段的当然远远不止四种），其中的第1号及第4号获得巨大成功，至今仍在生产中。威格纳的“中国椅”的成功对他以后的设计生涯影响极大，以至于在他以后的设计中又层出不穷地推出一系列具有“中国主义”特色的现代家具，这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被美国人干脆称作“椅子”的“中国椅”，其简明有力，干净利落的设计风格确实无愧于“最美的椅子”称号。威格纳的“中国椅”早已成为现代设计经典，同时也无可置疑地是丹麦现代设计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丹麦家具设计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另外一位丹麦建筑师汉斯•奥尔森（Hans Olsen）也以其“中国椅”而著称，然而他的“中国椅”却完全不同于威格纳的“中国椅”，因为奥尔森是以中国官帽椅为设计原型的。
丹麦之外，瑞典、芬兰、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有一大批设计师努力发掘中国传统设计主题进行再创作，而利用的原型则形形色色，手法更是丰富多彩，有些甚至就是直截了当地商业化处理。
如上所述，作为中国“明式家具”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竹家具和藤家具都曾在过去四百年间大量流入西方，从而对西方家具的发展产生相当程度的引导作用，如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英国的竹家具及仿竹家具工业和美国的藤编家具工业，都成为现代家具设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许多著名设计师用竹藤为材料设计出大量别具一格而又符合现代生产活的竹藤纺织家具，这方面意大利成就最大，设计大师如佛朗科•阿尔比尼（Franco Albini）就曾以中国藤编家具例为原型（或灵感之源）创作出优雅舒适的现代椅，如著名的Margherita椅于1951年投入生产至今仍不减其生命力。此外更有大批设计量现代设计理念结合传统材料及工艺从而创造出面目一新的现代竹藤家具，实际上将“中国主义”的含义进一步扩大了。
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现代设计师尽管越来越多地从新材料、高科技中获取设计创作的灵感，但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并向前发展，那么包括“中国主义”在内的历史资源就始终是设计师创作的最基本源泉。
关于中国家具史的研究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古今中外对中国家具史的研究都是非常薄弱的。这是导致世人对中国家具的方方面面产生许多误解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造成这种“落后”现状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基础资料的不足。
家具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方面，更是人类设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历史研究的其它诸多方面而言，家具史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领域，然而其内涵却相当丰富，可以说是人类物质生活的最重要成分之一。西方家具史研究起步较早，其研究成果不可避免会造成其文化强势的观念，尽管这些“文化强势”观念形成多方面以偏盖全的结论或片面的甚至是充满偏见的论点，其研究方法，资料积累，和学术经验的总结又能为起步甚晚的中国家具研究提供诸多的参考文献和工具。例如，西方家具史研究中普遍关注的问题远远超出家具设计及风格的范畴，史学家非常重视的方面有：家具生产的经济背景；家具的使用情况；家具工场的组织系统；家具制作的劳动分工；设计、工艺流程和使用功能之间的联系；国际交流的因素；工业革命的影响；家具市场的动作系统；家具生产条件的进化情况以及家具行业的师徒传承系统等等。
家具史是社会文化史的一部分，因为家具是物质文化的一种直接表达。家具史又是经济史的一个部分，因此家具史的研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采用纺织贸易或钢铁工业发展史研究的同样方法，家具史同时也是主商业史的一个分支。在家具史研究中，技术与材料是至关重要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又与家具设计与制造过程中的实际操作能力密切相关，所有的风格和品味都必须建立在这种实际操作能力之上，这一点在现代家具设计制作中同样重要。芬兰现代家具的巨大就成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建筑大量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不仅仅是现代建筑、家具设计的五大师之一，也是层压胶合板工艺最重要的发明者，现在全世界都在享用他的伟大成果；另一位芬兰设计大师约尔奥•库卡波罗（Yrjo Kukkapuro）更是对家具制造的所有工艺流程了职指掌，作为著名的教授，设计大学校长，库卡波罗却又是六十年代（二十世纪）塑料纤维家具最重要的革新者之一，也是梦幻般运用钢与胶合板进行人体工学设计的集大在屠。在家具史研究中，设计与制作之间的关系对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家具工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无庸置疑，家具史与建筑史，室内设计史之间是无法明确区分的。现代家具发展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建筑师参与家具设计的历史，这种传统在西方已有数百年历史，而在中国古代，也存在类似的发展模式，明代《鲁班经》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设计手册，其中内容包括房屋设计手册的使用者显然兼建筑师（工匠）和家具设计师（木匠）两种职责。而室内设计则完全是以家具风格的发展转变为基础的，在现代西方设计教育体系中，室内建筑师的含义实为家具设计师。家具史当然也与工业设计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尤其表现在现代家具发展中。许多现代家具的品类，设计流程及最终产品的可能性都取决于工业化生产的过程，正如芬兰设计大学前任校长库卡波罗教授所说的：对设计而言，工厂是最好的大学。此外，家具史的研究与某一项工艺或材料的设计制作与发展相辅相成，如软包面料的设计与制作是西方十七世纪家具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又如家具中的金属构件及金属家具、漆工艺及其它饰面手法等。
西方家具史非常重视实物研究，笔者认为现代家具设计在西方的巨大成就与西方学者是始终重视实物研究有密切成就与西方学者是始终重视实物研究有密切联系。家具是日用品，是实用器物，文献考查及理论讨论固然有用，但永远不能，也无法替代对实物的研究，实物研究就是西方学者研修家具史的最基本方法，因此，博物馆、古董商店、家具工场及拍卖行是西方家具博物馆系统在过几百度间对世界各地家具实物，尤其是本民族家具系统的精心收集与整理，本文介绍的中国清漆家具是一个典型实例。
中国家具史研究至今仍是非常苍白，其中仅有的骨血兼及的成果多半来自西方学者。其最重要原因是对实物研究的态度。中国文化传统历来重文轻工，最杰出文化精英们历朝历代都以文者即使有心涉及日用器物制作，也是业余研究，其成果又多数不受社会重视，以至很快流佚失散。这与远古《诗经》、《楚辞》至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完整而庞大的系统是鲜明的对比。无可否认，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中国硬木家具在国际卖场身价大增以后，国内外都有一批老中青学者投入中国家具史的研究中，而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巨大成就又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这同时表现在实物和图象资料两个方面。杨耀先生、王世襄先生等对明式家具的研究都是以实例分析为基础。并因此取得建设性的成就。与此同时另一批学者也以文献及考古成果为基础写出一批阶段性的家具史论专著。然而，与西方家具史研究相比，中国家具史研究方法和成果的深度。并且大量表现在具体内容的完备性方面，而这一切又都归根于对实物研究的不同态度。笔者以为大部分中国学者对实物研究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从而不要避免会时常陷于前后矛盾的学术争执中，而这种争执又往往可以通过几件明确的实例研究而一锤定音。我们固然仍在热切期待更多的考古成果为中国家具史研究增添有价值实例，但决不应忽视现有带有明确纪年家具实例，这批实例国内有相当一大批，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均有大规模收藏，但另有一大批优秀实例，如本文介绍的这批中国漆家具，却被收藏于欧美及日本等国博物馆中，中国学者应想方设法新自去研究这批实例，在这种基础上的中国家具史研究才能充满骨血，才能才中国现代设计师有辅佐作用，从而推动中国现代家具设计的发展，最终站在全球性产生竞争的有利位置。
对设计师而言，中国家具史研究是一件有力工具，但这种工具还远远不够用，中国设计师期待着自己能够对西方已有的现代设计成果系统研究，以此作为跻身世界设计舞台并着手赶超世界设计大师的前提。信息时代意味着全方便的文化交流，西方收藏研究中国家具已有数百年，而中国何时开始系统收藏与研究西方家具，古代的现现代的西方家具传统毫无疑问会对中国设计师提供许多灵感。改革开放后的许多中国家具企业其实已引进了不少西方现代家具产品，可惜主要用于仿造。多数企业老板并不重视对现代设计系统的引进和对设计师的培养。笔者相信，只要中国家具界真正重视设计，悉心培养自己的设计师，那么中国家具的设计时代就会很快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