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04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以没落中的清王朝与帝国主义入侵进行对抗的一连串的失败为座标点的，而其是最没面子的事件就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两次进占首都北京并大肆洗劫，正是在这两次无法无天的洗劫中，大量皇家御用和多年收藏的艺术珍宝被抢至海外，形成目前西方各主要艺术博物馆中有关东方藏品的最基本骨架，这其中比例颇巨，但却至今几乎被人们完全忽略的一部分就是那些堪称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好的漆家具。实际上，这批被劫至欧美日诸国的漆家具至今仍无法确知其具体数目，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军队中不乏有很高欣赏品位的专家，而西方世界也颇为重视这批中国国宝，时至今日，这批珍宝中的大多数仍是被束之高阁，即便出版介绍都极受限制。对中国学者而言，不要说去亲眼目睹原物，就是能接触到有关印刷品的机会也非常有限。笔者四年前的撰写博士论文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有幸收集到一部分这方面的出版物，其中两部早年在欧洲出版的中国家具图册尤其精彩，基中实例全部选自当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从北京故宫劫去的中国明清家具珍品，这批实例的出版规模极小，只有欧美一些主要博物馆、图书馆有其收藏，笔者就是瑞典皇家东方博物馆和芬兰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图书馆看到这两部精美图册的。这两部流传有限的图册对西方的家具史界和现代家具设计界都产生了非常有意义的，无法替代的影响，今天的中国学者和设计师应该对其有所了解。

　　1、两部中国家具图册简介

　　法国人对中国漆器尤其情有独钟，他们所劫回的中国漆家具所占比例也最重，于是很顺理成章的，他们对这些珍品的收藏、整理、出版也最为热心积极，而这种积极的努力对法国现代艺术和设计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法国的艺术漆家具始终能执欧洲漆家具之牛耳，与法国人对这批中国极品漆家具的收藏研究密切相关，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

　　1922年，法国学者ODILON ROCHE编辑出版了第一部以册页形式面世的中国漆家具图册，题为《MEUBLES DE LA CHINE》（中国家具），这一年距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只有二十年多一点。该图册由当时巴黎的LIBRAIRIE DES ARTS DECORATIFS公司出版的摄制精美的黑白图片为主，配有四页图录说明，简介每件藏品的名称，制作年代、主要尺寸及收藏出处。该图册共有图版54幅，刊印中国的明清两代漆家具58件（套），其明细如下：各种箱柜21件（含两件小衣箱）：其中明代10件，清早期11件（包括康熙年制2件、乾隆年制3件）；桌案16件：其中明代6件，清早期10件（包括康熙年制5件）；罗汉床2件：均为清早期制品，其中康熙年制1件；椅子11件（含一件宝座）：其中明代2件，清康熙年制6件，雍正年制1件，乾隆年制2件；鼓墩凳3件：均为清早期康熙年制；灯台1件：清早期康熙年制；花几2件：明代1件，清乾隆年制1件；大屏风隔断2套：其中明代1套，清康熙年制造1套。

　　在1922年这部图册法文版面世的同一年，英国伦敦以书箱的形式出版英文版，全套采用法文版图版及简介，但增加了一篇影响很大的前言，由英国当时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的Herbert Cescinsky执笔，尽管受时代局限，作者文中谬误不实之处不止一处，但该前言却是研究中国古典家具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对以后的汉学家和西方家具史学家都有相当程度的导向作用。

　　也许是受上述法文、英文版中国家具图册的启发和影响，欧洲其它各国收藏的中国漆家具也引起出版界注意。终于在1926年，由德国学者MAURICE DUPONT编辑出版了另一部同样以册页方式面世的中国漆家具图册，该图册由当时德国斯图加特的VERLAG JULIUS HOFFMANN出版公司出版，但有趣的是，这部图册仍是在巴黎印刷的。这部仍名为《CHINESSISCHE MQBEL》（中国家具）的图册，其格式及装帧都同四年前的那一部如出一辙，而且也是54幅图版，但印刊的中国漆家具共53件（套），它们来自德国、英国、奥大利、比利时等国的收藏。其明细如下：各种箱柜13件：其中明代7件，明代或清早期2件，清康熙年制4件；桌案15件：其中明代7件，明代或清早期2件，清康熙年制4件；桌案15件，其中明代7件，清康熙年制3件，清乾隆年制5件；椅子9件（含宝座4件）：其中明代2件，明代或清早期4件，清乾隆年制3件，方凳1件：明代制作；鼓墩凳1件：明代制作；宝座屏风3件：其中明代2件，清乾隆年制1件；座屏风1件：明代制作，架子床5件：均为18世纪制品，大屏风隔断5套，其中明代1套，清康熙年制2套，清乾隆年制2套。

　　2、西方汉学家的谬误

　　西方汉学在许多方面都是“雾里看花”，这种情况在西方汉学发展早期尤为突出，于是各种谬误在所难免，这些谬误的产品大多是因为客观上基础资料的缺乏造成的。许多观点和结论都是建立在当时作者所能拥有的资料的基础上，但也有部分学者是出于一种主观的无知，其中充满种族上的偏见，此外还有一部分谬误明显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历史完全是人写的，所以严格地讲，任何种类的历史都不可能完全真实，都会或多或少渗杂有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主观臆断，日本汉学在这方面是个典型的例子。无庸讳言，日本的汉学研究在国外首屈一指，这固然得益于千年以前的近乎同文同种，及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难以割舍的联系，以及最根本的生存竞争意识才是日本汉学发展的动力，也正因为如此，在日本汉学巨大成就背后，隐含有许多有意或无意的谬误。最典型的就是漆器的发展权之争，近百年内，日本人的连篇累牍的“学术成就”使日本一直享有这种发明权，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各地出土大量先秦时代的优质漆器，而这批作品的制作时代比日本传说中漆器发明者的生活年代还要早，“日本发明漆器”定论才不攻自破。相似的公案要仍有不少，说明中国人自己再不研究透彻自身的文化传统，自有日本人，现在又加上韩国人去取而之。如中国的文字和书法，随着经济大国日本的四处宣传装扮，在世界相当范围内已成为“日本的文字和书法”，笔者曾在瑞典遇到一个西方学生很吃惊地问：难道你们中国人也像日本人一样写书法吗？完全是颠倒黑白，而这种颠倒在许多情况下是蓄意而为的官方宣传。有个中国旅瑞青年画家应邀出席在瑞典东方博物馆举办的“日本书法展览”的开幕式，其间日本主办人在开场白中讲到：日本书法起源于一种亚洲字……众所周知，世上并不存在“亚洲字”，但日本人有意不承认日本书法源自中国，实在令人惊讶，这种情况发生在号称欧洲汉学中心之一的瑞典尤其令人遗憾。

　　不过，在上述两部中国漆家具图册面世之时，有关中国家具的史料基本上是空白的，而Herbert Cescinsky作为优秀的汉学家在其论述中所产生的谬误自然在所难免。难能可贵的是，面对着这批堪称艺术极品的中国漆家具，Cescinsky先生明显怀疑当时公认的中国漆器传自日本之说，他在文中多次精心比较中、日两国漆器艺术的优劣，终于倾向于中国漆器更似源头的看法。实际上，Cescinsky先生对中国漆家具的卓越成就是叹为观止的，文中多次惊叹自己难以相信这些精美的绝伦的家具制作出自民间工匠之手，同时也难以想象制作这些珍品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多半是出于一种文献资料不完全基础上的臆断，Cescinsky先生在英文版《中国家具》前言的最后一部分为书中所刊许多家具“寻到了”它们的欧洲原型，并断言英国十八世纪最有影响的家具制作大师Chippendale的书中“中国式”家具部分与这批中国漆家具毫无关系。而事实则完全不是这样，甚至刚好相反。欧洲家具对中国家具式样确曾有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欧洲客商向中国家具制作机构定制大批“欧式中国硬木或漆木家具”来实现的，但这种影响却主要发生于清代中、晚期，而且对中国社会影响不大，仅有的影响也主要局限于装饰手法方面。而中国家具对欧洲的影响则是体现在设计意匠方面，如ANNE女皇时代的单板靠背就是一个典型女子。至于Chinppendale的“中国风格”，根据笔者研究，取材于多种中国设计实例，而家具自身正是其中之一。

　　更多的谬误出现在世界家具史研究中。在人类家具的发展史中，真正能构成完整系统的家具体系只有中国和欧洲这两支，而且根据笔者研究，如就对现代家具设计的贡献而言，中国古代家具系统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详见笔者博士文论文《西方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至今很少有人能真正了解这一重要真实，而且出于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种种原因，在许多充斥于坊间的所谓“世界家具史”出版物中，绝大多数只论及欧洲家具史，其研究之深入，早已细致入微到乡间的坛坛罐罐。即使少数论著有幸提及中国家具，也只是列入几十章节中的一节，与非洲的土著家具并列其间，令中国人汗颜。说起来还是丹麦学者Ole Wanscher先生在其三十年代的论著《家具类型》中，给予中国家具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正是在这部书中，Wanscher先生引用了上述两部《中国家具》图册中的大量实例，也难怪一大批丹麦设计师能创造出一系列名扬世界的现代“中国主义”家具、可惜的是，谬误依旧存在，笔者最近翻阅两年的再版的Edward Lusie-Smith所著的《家具简史》时，发现作者仍提到“中国人是坐在地面上的民族”实在让人哭笑不得，殊不和中国人早在唐宋之际就已从“席地而坐”转到“在椅子上坐”，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了。

　　3、中国漆家具的成就

　　在中家具体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明显形成四种最重要的设计风格，即楚式家具（周代至南北朝）、宋式家具（隋唐至元代及明人早期）、明式家具（明中期至清早期）、清式家具（清中期以后），而其中的第一种楚式风格实际上就是中国早期的漆家具。中国人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年代尚不能确定，但至迟在西周时已广泛使用于某些阶层，出土漆器的豆和盘都是中国漆家具的早期类型，而漆器在中国的真普及却是在战国时期，其中以南方的楚国最为发达，因为这一带是中国最重要的漆树种植地区。

　　漆器由于自身的优质耐久，防腐防潮适于装饰，使其最早受到全社会的欢迎，被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几科所有领域，但最重要的领域却是家具，从周代至南北朝，漆家具一直是中国家具体系的主流，而且如果从皇家御用和上流社会的使用来看，漆家具的这种主流地位一直保持到清末，这一点从本文介绍的两部中国家具图册中可以看到很清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对中国家具的理解就是指漆家具，尽管在中国家具还存在着其发展水平并不亚于漆家具的硬木家具、柴木家具、竹家具、藤编家具等等。当然，从家具设计的角度而言，漆家具完全能代表中国家具体系中的主要类型，上述两部中国家具图册中所刊登的百十种家具基本上涵盖了中国传统家具的全部主体类型。

　　中国漆家具的发达，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官方的支持和重视，进而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早在战国，漆家具的生产制作就有专官进行管理，汉代就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到了唐代，漆器已被列为漆器设计与制作的重视可说是愈演愈烈，而民间漆家具制作也自然水涨船高，竞相艺技，使中国漆家具的发展无论在工艺上还是在造型设计上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重文轻工，中国几千年家具发展史上能留下姓名的人物寥寥无几，除了传说人物鲁班是木匠外，其它与家具设计制作相关的留名都与漆器有关。如元代嘉兴府的剔红高手张成、杨茂、彭君宝等，而明代徵州更产生漆家具大师黄大成，其名著《髹饰录》是明代漆艺设计与制作的专著，比起前后不远的佚名《鲁班经》，更能显现出中国漆家具在中国古代家具体系中的正统地位。（